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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财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企稳向好,营业总收入、利润总额连续3个月实现月度同比增长,1月份至8月份同比降幅进一步收窄。其中,月度利润表现尤为突出,8月份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增长23.2%。这一增速在6月份和7月份分别是6%和14%。

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何能够实现较大幅度增长?“我国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政策措施成效持续显现,经济保持恢复性增长,生产继续向好,需求不断扩大,推动国企运行企稳向好。”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制度执行不力,授信权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金融系统反腐正在持续发力。这其中,中管金融企业派驻改革不断释放治理效能。蒋斌涉嫌受贿的问题线索就是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进出口银行纪检监察组在核查中发现并与重庆市纪委监委联合查办;于成信案件则是监察体制改革后,驻中信集团纪检监察组联合黑龙江省监委查办的第一起分行行长严重违纪违法案件。

这些与贷款客户吃吃喝喝、私相授受的行为背后,掩藏着深层的腐败问题——信贷审批里的权钱交易。

2018年10月,美国政府发布《国家反恐战略》,聚焦从源头上追剿恐怖分子、切断恐怖分子获取支持的渠道、更新并整合反恐资源、打击恐怖分子的招募和极端化“洗脑”过程、与国际盟友携手加强反恐能力建设等方面。

今年以来,纪检监察机关以“三不”一体推进的理念思路,严查金融领域腐败问题。

美驻荷兰大使近期会见“欧洲东突教育与合作协会”头目等“东突”分子,公开访问“荷兰维吾尔协会”总部,接受所谓教培中心“被关押亲属”“证据”,声称将与荷兰共同解决“维吾尔问题”。

美国“以恐遏华”图谋昭然若揭

违法发放给袁某两个多亿贷款并形成不良贷款,直接导致蒋斌违纪违法问题暴露。该笔贷款从信贷资料上看没有问题,形式审查是过关的。但钱的使用去向实在蹊跷,纪检监察机关介入后,由此入手,深挖细查,发现了蒋斌违法发放贷款及与袁某等不法商人的权钱交易。

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围绕“六稳”“六保”发力,着力保市场主体,通过减税降费、中央直达资金、加大金融支持、优化营商环境等,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

在于成信案中,违法放贷也是专案组的攻克重点。于成信作为行长,在授信方面发挥的作用比较隐蔽,违法放贷的证据掩盖在水面之下,驻中信集团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综合全案情况认为,如此大额不良贷款,很大可能存在违贷行为。经过深入核查,终于通过内审外查查实了于成信、陈鹰接受请托,干预授信项目,违法发放贷款25亿余元、造成重大损失的问题。

福建某企业申请贷款,陈鹰以各种理由拖延,无奈之下,企业负责人送上100万元,贷款很快获批。厦门某公司负责人为了获得贷款,多次拜访陈鹰未果,后经人引荐送上金条10根,贷款审批便“一路畅通”。陈鹰还以低价购买房产再高价出售给客户,以他人名义向客户“借款”,要求客户到自己岳父开办的商店高价购买工艺品。

中方发布的《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与人权保障》等一系列白皮书早已厘清了涉疆问题的历史经纬和事实真相。涉疆问题根本不是人权、民族、宗教问题,而是反暴恐、反分裂、去极端化问题。美方口口声声要“维护”新疆少数民族人权,实际上却为严重威胁2000多万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安全的“东突”分子撑腰打气。美国难道看不到过去几十年“东突”在新疆制造的暴恐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惨状吗?难道看不到中国政府在新疆采取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使新疆近4年未发生一起暴恐案件的事实真相吗?美国“睁着眼说瞎话”、“贼喊捉贼”的可耻言行实在令人惊叹。

众所周知,“东伊运”、“世维会”、“东突文化与团结协会”等臭名昭著的“东突”组织长期以来在中国境内外从事反华分裂活动。1990年到2016年间,包括“东突”在内的“三股势力”在新疆等地制造数千起暴恐事件,严重危及当地群众生命安全。

比如,于成信为某私企老板办理大额贷款后,要求该老板以高价购买其名下一套房产,与该房产评估价相差近200万元。为了掩饰权钱交易本质,他在哈尔滨工作期间帮人办事,大多并未当即收钱,而是到深圳审计中心工作后再行“追缴”,其收受的贿赂款中,有近七成是到深圳之后收取的。

袁某在四川的一个酒店项目建设过程中陷入资金困难时,请时任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副行长的蒋斌帮忙批贷款,蒋斌安排下属付强把该项目包装成国际旅游文化贷款产品,满足了台面上的信贷要求。同时袁某和蒋斌商量,想拿多余的贷款资金和他合伙搞融资租赁公司,蒋斌明知贷款资金可能会被挪用,仍然把2个亿的贷款违规发放出去,并收受袁某100万元。

白景明强调,我国在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基础上,为对冲疫情影响还出台了有针对性的新政策。“这是企业运行企稳向好的重要因素,有效降低了企业成本,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特别是广大中小微企业都至关重要。”白景明说。

蒋斌在忏悔录里提到的袁某,是重庆某融资租赁公司实际控制人。袁某认识蒋斌后,在生活上对蒋斌“关怀”备至:经常带着蒋斌吃吃喝喝、赌博嫖娼;为蒋斌租房、专门从藏区收购高档虫草送给蒋斌;认蒋斌的女儿为干女儿、负责蒋斌全家去海南旅游……袁某慢慢布局,长线投资,再收取“回报”。

美国为“东突”撑腰张目、向恐怖主义势力伸出“橄榄枝”,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更是昧着良心干亏心事。这种恶劣行径与国际反恐努力背道而驰,美国自己也将引火烧身、自食其果。令人不禁想起美国当代思想大师乔姆斯基10年前的精辟总结:美国才是全球头号恐怖主义国家。

“营业收入的增加是国企利润增长的关键。由于内循环的供应链逐步健全,更多企业复工复产,企业订单明显增加。”李旭红表示,全国多地调研情况显示,很多省份在3月份、4月份进入全面复工复产,6月份有更多的企业营业总收入增长开始由负转正,到8月份则显现出更好的态势。

2006年9月第60届联合国大会第99次全体会议历史性通过《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决议,一致认为有必要消除有利于恐怖主义蔓延的条件,主张各国都应迅速采取行动确保有关反恐战略得到充分执行,标志着国际反恐领域形成21世纪迄今为止最重要共识。

“袁某通过多年的感情投资来拉拢与我的关系,一步步把我拉上了他的贼船,我逐渐习以为常,甘于被围猎,犹如温水中的青蛙,浑然不觉其潜在的风险。”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美国没有因“9·11”事件的创痛而对中国感同身受,反而同恐怖势力为伍,为“东突”分子张目,妄图借恐乱华,刷新了我们对美国政府认知的下限。

可笑的是,美在“东突”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却恰恰与其自身战略相悖,其“双重标准”行径无疑是在自我“打脸”。首先,美不仅没有在源头上追剿“东突”分子,反而通过会见“东突”头目,助长“东突”的嚣张气焰。其次,美不仅没有切断“东突”获取支持的渠道,反而亲自出马、身体力行,搭建自身与“东突”“沟通”的桥梁。第三,美并未更新和整合反恐资源,反而与国际反恐共识唱反调,为“东突”分子张目,掣肘中国反恐努力。第四,美非但不打击“东突”招募和极端化“洗脑”过程,反而对中国政府依法依规在新疆设立教培中心、最大限度消除滋生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土壤和条件的努力极力抹黑。第五,美非但不支持中国在新疆采取的反恐措施,反而助纣为虐,放任“东突”势力开展暴恐活动。

“依靠实打实享受到的3亿多元税费红包的支持,我们企业全身心投入生产贴近市场的产品。”江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于庆锋表示,减税降费不仅为企业减轻了负担,还让企业加快设备更新、技术创造和升级改造。目前,江铃集团已经享受到增值税进项留抵退税1.9亿元,生产重点防疫物资企业一次性补助、社保减免等1.5亿元的相关优惠“大礼包”。

令人费解的是,至今难说从“9·11”阴影中走出的美国不仅没有痛定思痛,反而同“东突”势力暗通款曲,支持其反华分裂活动。美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驻德国慕尼黑总领事分别于今年2月和7月会见多力坤,听取“东突”诉求和“世维会”开展反华分裂活动情况并“商讨合作”。美驻土耳其大使7月公开会见“东突文化与团结协会”主席塞义提·吐木吐尔克。美国务院于今年6月发布的2019年度反恐报告中称,名为“东伊运”的组织是否仍然活跃缺乏证据,试图为“东伊运”洗白。

“没有于成信,分行不会沦落至此。”有哈尔滨分行员工这样表示。于成信干预授信项目,产生大量不良贷款,更带坏队伍,污染生态。一把手腐化堕落、带头破坏制度,给分行风气造成极大损害。

统计显示,8月份,国有企业营业总成本较去年同期增长4.8%。1月份至8月份,国有企业营业总成本373413.4亿元,同比下降0.6%。白景明认为,国企在营业收入增长的情况下,成本运行较为平稳,推动了利润上升。

这段话,来自重庆进出口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蒋斌的忏悔。从2007年到2019年,他先后任中国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中国进出口银行陕西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重庆进出口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2019年11月落马。

值得注意的是,对顾清良的受贿指控,有6项是为银行客户单位提供贷款便利、信托通道业务渠道。这并非个例。近年查处的不少银行系统领导干部身上,都有一个突出问题:与贷款客户发生权钱交易。

从这些典型案件来看,埋下大额不良贷款的风险隐患,往往有贷前调查走形式、贷后监管不到位的因素,而这背后,又时常存在信贷管理人员失职渎职、违法放贷、利益输送等职务违法犯罪行为。

驻中信集团纪检监察组认为,授信项目发生重大风险,要首先从政治上,重点从廉洁上找原因,如执行信贷政策与中央要求是否存在偏差,信贷人员与客户是否有内外勾结、利益输送。“出现数额大、可疑或群众反映强烈的贷款项目,要区分到底是市场因素还是人为干预。”驻中信集团纪检监察组办案人员表示,发现不良贷款审批过程中存在违纪违法问题,要一查到底。

美式反恐“双重标准”终将玩火自焚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分析,“六稳”“六保”政策效应充分显现,一方面由于复工复产顺利推进,经济持续复苏,企业营业总收入增加;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大力开展降本增效,营业总成本较为平稳。二者协同作用,企业利润大幅增加。

被贷款客户“围猎”,也主动索取

中信银行哈尔滨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于成信从企业身上捞钱的手段则更加“迂回”,办案人员总结了他的四种“手法”——居间斡旋型、拉长战线型、假托交易型、提供服务型。

“面对疫情影响,国企保持较充分的风险防范意识,着力降本增效。8月份营业总成本增加,主要原因在于生产规模扩大导致原材料等采购增加。从1月份至8月份情况来看,营业总成本是下降的,充分体现出降本增效效应显现。”李旭红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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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10日,中信银行哈尔滨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于成信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通报显示,他存在“违规收受贷款客户礼金”的问题。和于成信类似,重庆进出口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蒋斌,“违规接受贷款客户安排的旅游、宴请”;国家开发银行原行务委员郭林,“以明显高于市场价格将自有房屋出售给分行贷款客户”……

浙江湖州港务有限公司承担着浙北地区重要原材料、粮食等大宗物资的中转和保障任务,年初受疫情影响,公司面临现金流短缺难题。“国有企业承担着重大社会责任,尽快恢复运营对社会民生有重要保障意义。”公司财务总监史亮介绍,250多万元的税费减免优惠,解了企业燃眉之急,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截至8月份,公司营业收入超过1500万元,同比逆势增长7%。

与陈鹰在授信方面有明确职责不同,蒋斌、于成信作为行长,不参与“前台”的具体工作,他们在信审方面的权力,主要是在最终环节行使一票否决权。但他们想出各种办法绕过制度,在贷前调查阶段就充分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蒋斌主要是通过控制两名“前台”下属,来实现自己的意图。于成信干预授信的手段,则是“独创”对公授信准入制度,把行长在信贷审批环节的最终决定权前置。他擅自规定1000万元以上授信项目未经其本人同意,不得进入审查审批环节。甚至在信审会讨论授信项目时,于成信经常推门而入,在信审会上发表影响委员独立判断的倾向性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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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集美大学财经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陈蕾认为,贷款资金属于稀缺资源,信贷权天然就是被“围猎”的对象。高风险客户给违纪违法分子带来高额收益,却给银行带来巨大风险。

在与贷款客户的“你来我往”之间,银行的核心权力——授信审批,成了一些人交易的“商品”。

经济复苏态势之下,诸多国企呈现产销两旺。在江西,江铃集团整车销量3月份起连续环比增长,5月份起连续同比增长,1月份至8月份实现整车销售21.86万辆,同比增长4.68%,完成营业收入597.97亿元,同比增长5.8%,销量、营业收入和利润全部实现正增长。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企业生产经营仍面临一定压力。“下一阶段,应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白景明说。

有些落马干部既被“围猎”,也主动出击,对企业予取予求。

银行信贷审批有严格制度,包括授信调查、授信审查、贷后管理等多个环节,为何却被有些人玩成了“交易”?问题往往出在制度执行上。

在陈鹰涉嫌受贿数额中,有97.8%都是利用授信审批权“换取”的。他肆无忌惮地将手中权力“商品化”,一手“卖出”授信审批权,一手“买入”巨大风险。厦门某集团负责人曾以空壳公司名义贷款,送给陈鹰100万港元和15万美元,陈鹰无视巨大风险,指使相关审批人员违规放行,并亲自催促放款,最终导致大额不良贷款。

恐怖主义就是恐怖主义。世界上不存在“好的恐怖主义”和“坏的恐怖主义”,与恐怖分子为伍终将遭到反噬。美国所作所为向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发出了错误信号,助长了恐怖势力的嚣张气焰。美方应该改弦更张,不要让恐怖主义的毒液渗透到国际反恐合作的裂隙,更不要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卿卿性命。(作者:国际问题观察员云鼎)

严查不良贷款背后的权力滥用

中信银行厦门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兼风险总监陈鹰从贷款客户身上谋利的手段名目繁多,花样百出。

美国的自相矛盾、表里不一再次为世人展现了美式反恐逻辑:凡是没有对美造成威胁的都不算恐怖主义,凡是对美对手造成威胁的都不算恐怖主义;只有威胁美的恐怖主义势力才算恐怖主义,只有美国认定的才算恐怖主义。

早在2002年,“东伊运”就被联合国认定为恐怖组织,列入安理会1267委员会制裁清单,是“东突”中最具危害性的组织之一,妄图通过恐怖手段分裂中国,在新疆建立所谓政教合一的“国家”。“世维会”现任头目多力坤·艾沙曾在新疆策划多起爆炸案,“东突文化与团结协会”等东突组织则打着宗教幌子从事反华分裂活动。这些“东突”势力还在国际上大搞串联,得到策划实施“9·11”恐怖袭击的“基地”组织支持,并为“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输送所谓“圣战分子”。

陈鹰作为风险总监,首要职责是执行制度、管控风险。但制度的刚性在他的操控下荡然无存,他肆意践踏授信审批制度,随意简化审查流程、加速审批进度,强行审批通过不符合条件的项目。在审批厦门某两个集团企业贷款期间,陈鹰明知各企业间的关联关系,却刻意隐瞒、拆分授信、越权审批,要求审查部门出具失实的审查报告,并主导信审会审议通过。